管都已经长了胡子,而且有时显得面容憔悴,但在母亲看来,还跟孩子一样。
“我的可爱的人们!”她摇着头心想。
但是,他们大家都在过着善良、严肃而聪明的生活,都在谈些善良的事情,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给别人,他们奋不顾身地做这种事情。她觉得这种生活虽然危险,还是值得热爱的,她叹息着,回头看看,她的过去像一条狭长的暗淡的带子,平平地拖在身后。
在她心里,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意识,——意识到自己对于新的生活是一个有用处的人。从前,她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对什么人有用处,但是现在已经明白地看到,她对许多人是有用处的。这是一件新的、愉快的、能使她抬起头来的事情……
她总是准时将传单拿到工厂里去。她把这事当成自己的义务,因此,她成为暗探所所熟识的人物,并被他们所盯住。她被搜查过许多次,但是每次检查,都是在工厂里发现了传单的第二天。
当她没有带东西进厂的时候,她学会了故意地引起暗探特务和守门人的怀疑,他们抓住了她,搜遍了她的全身,她装出生气的样子,和他们争吵,于是,羞辱他们一场,就走开了,为自己的手段巧妙布感到自豪。她是很喜欢这种游戏的。
尼古拉因为厂里不再要他,所以就给一个木材商当了工人。
他在工人区里运梁木、木板和噼柴。母亲几乎天天碰见他;两匹老瘦的黑马用力地在地上撑着由于紧张而颤抖的四条腿,它们的头疲倦而悲伤地摇晃着,浑浊的眼睛疲惫不堪地眨巴着,它们颤颤巍巍地拉着一车长长的湿木头,或者拉着一车在一头发出很响的声音的木板。尼古拉在车的旁边,垂下了缰绳,一步一步地跟着走,他披着又脏又破的衣服,穿着笨重的靴子,将帽子推到后脑勺上——那种样子,像是从土里掘出来的一段树根似的。他望着自己的两脚,也在摇着头。
他的马常常撞着对面过来的人和大车,在他周围,怒骂声像黄蜂似的跟随着,恶狠狠的喝责声划破了空气。
他总是不抬头不理睬地走着,嘴里吹着尖厉刺耳的口哨,用沉闷的声调对马嘟囔着:
“喂,留心点!”
每一次,当同志们聚集在安德烈那里,念新近的外国报纸或书刊的时候,尼古拉也来参加。
他总是坐在角落里,一连一两个小时地沉默不语地听着。念完了之后,青年们总是争论得无休无止,而尼古拉却从来也不参加争论。他呆得比大家都时间长,等只剩下他和安德烈两个人的时候,他才提出一个阴郁的问题:
“谁最坏?”
“第一个说出‘是我的东西’的人,最坏!但是,这个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死了,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跟他去生气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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