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法只是第一步,意在威慑不良官吏,使其畏惧律法,而后以律法为依据,整治官场风气,重塑官场秩序,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。”
冯道的话,从制度上而言,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,并且笃力行之,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,以此达到肃清吏治、政治清明的效果。
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,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,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,甚至可称杀人如麻,但结果表明,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。
就眼下而言,洛阳吏治整顿之后,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,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,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。
冯道、安重诲、任圜、李琪、李愚,虽然不能称为名臣,但也都是一时之选,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,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。
其中尤其是任圜,本有济世之才,史书说“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,无明哲保身之道”,可见其才能不差,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,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,也就不是问题。
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,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,并非鲁莽之举,根由就在这里。
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,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,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,意在吸引各方视线,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。
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,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,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,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,其在大唐的势力,被军情处全面打击,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。这时候的青衣衙门,纵然还有些残余,也只能蛰伏隐藏,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,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?
李从璟东行之后,山东作乱的藩镇,因民众心向朝廷,而李嗣源多有布置,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,遂不日悉数平定。
事实上,百战军在平定宣武军之后,并未多与平卢军、天平军纠缠,而是亮出声势后即挥师火速南下,李从璟只带了三千君子都,在义成军的襄助下,很快揪出平卢军节度使安重霸,与天平军将领王公俨。
而后,李从璟将整顿吏治、官员撤换、推行新政之事,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,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。
因为唐军进军淮地实属突然,吴国对此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未有防备,而百战军将、卒皆精锐,遂能奇袭得手,顺利渡过淮河,迫使吴军只能退入城中踞城而守——但饶是如此,百战军也没能一举端掉寿春城。
由此观之,大唐自今岁以来,整顿洛阳吏治、大造声势出兵楚地、推行新政于地方、平定山东藩镇之乱,而后兴兵南下直扑寿春,所有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,而是串
请收藏:https://m.qlcn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